师规模还是不足以满足地方的实际需求。尤其是农村地区，虽然民国开始一直有在发展师范教育，可哪怕是小学教员，在乡下还是不多。

    再加上军阀混战，政府无能，经济落后，也不可能支撑起大规模的教育普及。

    特别是去年事变之后，因为各地的新学教员往往又是革命的主力，所以在白色恐怖之下，湘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无师可教的窘迫局面。

    不过这些情况随着四军逐渐掌握根据地的战略主动，基层组织不断扩散强化，已经有了明显的缓解。

    从今年年初起，由程刚提议并组织派出的十余支扫盲队伍，就随着土改工作一起在各地不断推进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要说能有多顺利，那肯定是太理想化了，只能说相比于之前的局面能够有所改善罢了。

    毕竟就连土改工作也是狗屁倒灶的事情一大堆，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地方百姓，往往都是空有热情而缺乏经验。

    所以势必会根据利益角度，以及行事准则的不同，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，相比于几十年后较为成熟的那个模式，现在的土改不得不说是错漏百出，哪怕有了程刚拿出来的现成参考资料都没有大用。

    教育也是一样，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对于底层群众的思想禁锢，使得他们大多数人都下意识地失去了向上一步的希望。

    “读书？那都是天上的文曲星转世，我们家娃娃没得这命哦。”——这种论调不说所有底层都是这样，但至少也占了大多数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这主要是李书记他们头疼的问题，程刚当时也只能做到提供尽量充足的后勤供应，然后适当结合后世经验，给出一点建议。

    总的来说，程刚在这些工作当中，虽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，但还是充当了不小的角色，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这些物资，想要把教育办下来，基本就是天方夜谭。

    只是以这个时期边界政府的人力和管理水平，要想把边界这么庞大的区域的基层工作，推进到如后世建国后五十年代的程度，只能说再多的物资都是杯水车薪，或者干脆可以说想办成就是天方夜谭。

    所以不管是李书记，还是程刚，都没有对于基层工作做太大的指望，只是尽力做到最好。

    教育方面，6岁以上10岁以下的儿童基本纳入了扫盲教育范围，这种程度连初小阶段的义务教育都算不上，只能说让大部分孩子们能识些常用字，会点简单的算术。

    即使是这样的普及程度，也是靠了在土改过程中的强制性规定，以及相应的物资保障才能够推进起来的。

    教师有部分是招募来的，其他大多数是组织成员兼职，再由边界政府提供一定的伙食补贴，好在人数不算多，所以负担不大。

    当然，人数少也意味普及率不高，乡级以上的教育还好说，村一级就只能由老师在各村之间流转，或者让学生集中到一处去上学，条件的简陋程度，相比程刚了解的现代大山里的孩子还要落后不知道多少倍。

    这样的教育，对于当前的管理者而言，在近几年内意义大概仅限于一次昂贵的社会学实验，如果不是李书记的坚定支持，以及程刚不计回报地物资援助，基本是实行不起来。

    有异议的也不是没有，省下的这些钱如果投入到军队建设里去，大概还能扩充不少队伍。

    但所有的援助都是程刚一手操办，又有李书记的全力支持，再加上教育本身的正义性，所以大家没有做过多反对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普及教育也不是说完全吃力不讨好，这大半年来，通过大范围的简易扫盲和测试，各地就发现了不少苗子，大多是十来岁的年纪，学习天分相对较好的年轻人。

    之后边界政府又废了一番功夫，使用各种手段，把这些学生从他们家里拉了出来，集中到一起进行教育，刘翠儿就是这样离开了家庭，进入学院附小学习。

    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离家之前，刘翠儿就跟着母亲做了几年的家务和农活，在学院里也经常参加劳动，所以现在干起活来也没有生疏的样子。

    不一会儿，屋外传来了一阵熟悉的欢笑，刘翠儿赶紧跑到外面，就看到了远处村头的几个身影，是她的家人回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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